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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4页）

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

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

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

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

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

《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

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

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

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

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

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

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

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

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

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

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

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

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

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

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

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

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

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

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

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

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

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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