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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部分（第1页）

江青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瞅着审判台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里不禁泛起一种别样的感觉。当初。他们在自己面前，一个个笑脸相迎，点头哈腰，说尽了各种好话。现在却变成了这副模样。特别是那个江华，当年他在自己面前讲起刘少奇来时，就曾经提出要审判的建议，毛泽东说：“不可如此，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还是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学习苏联的样子，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反对派。”现在，他倒成了这出戏的主角。江青在心里这样骂道。

“……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押。……被告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也不要特别法庭指定辩护人为他们辩护。……本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了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各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听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

江青听到这里。嘴角露出冷笑。她依次瞟了审判台上的这些人物们几下，心想：这些人坐在那里煞有介事，好像他们果真是代表人民在那里执行什么神圣的使命，其实不过是个西洋镜。他们哪里有权决定什么政策，不过是中央最高当局决策人的传声筒而已。她断定江华宣读的判决并不是出自他们的讨论和研究，而是代表邓小平意志的执行。他们所讲的法律依据，统统都是站不住脚的。她把那两个小本本翻来翻去，也没有找到她自己违反了哪条哪款，他们可以信口胡编，而这个法庭就能够照此办理，进行宣判。这简直是强奸法律，简直是强奸民意，江青很为自己发明的这几个词汇而得意。她本想现在就给他们来个愤怒抗议，但是她强忍着，强忍着……

张春桥压根儿就没有听他们在宣读些什么。他好像在打瞌睡，又像是闭目养神……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又想起毛泽东和她的谈话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底，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刘少奇几次要求和毛泽东谈话，说有要紧事情商量，毛泽东决定见他。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面见刘少奇，这次会见决定了他们俩的彻底决裂。

“文化大革命这样搞下去，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刘少奇问道，“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们剥夺了我的权力，还不让我说话，这叫什么革命？我想不通。我要求依照法律，给我在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讲话的权利。我陈述完我的理由后，我宣布辞职，这样，你们总可以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了吧……”

毛泽东微微笑道：“看来，你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的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讲什么民主，也没有同一个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回去以后可以看一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清楚了。”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刘少奇问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那本书来说，“你还是看看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吧，我的少奇同志。”

刘少奇翻开毛泽东所指的那段话：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来看，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过书来，轻轻地合上，随口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困惑地问道。“就不需要指定一定的规矩吗？”“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毛泽东说，“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统治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习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主席的这些话，我实在是不可理解，我保留我的看法和意见。”

“你可以保留，可以按照你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要搞革命的，我号召各地的孙悟空来大闹天宫，看你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让历史来作最后的结论吧。”

两人落了个不欢而散。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看到了吧？刘少奇和他所代表的那伙势力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一定要和我们作秋后算账的。我看，要算就现在算，算他个一清二楚，不要他们将来再弄麻烦。当然，这也由不得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搞得好，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的复辟就是不可能的。什么依法行事，我们的法和资产阶级的法，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情。在无产阶级看来，革命就是最大的法。”

江青想到这里后，神态更加安祥了。她怀着一种刻骨的仇恨死死地盯着正念判决书的江华。她那双喷火的眼睛真想要把今天的法庭化为灰烬。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政治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破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和破坏军队，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于和社会各阶层群众，毒害广大青少年，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前后共达十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我国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江青认为，这些都是早已预料到的陈词滥调，完全没有什么新鲜玩艺儿。她拔下耳机，摔到面前的案桌上，身子往后一躺，闭上了眼睛。她不是不想听，而是不愿意听这些毫不讲理的诬蔑之词。她不止一次地对监所人员骂道：“审判我的人，都是一些讼棍！是一些法律界的流氓！他们除了根据其主子鹦鹉学舌外，根本听不进去一点点基本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地大骂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敢讲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一起制定的决定要发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点点基本历史事实。如果连这个都不敢承认，那就更谈不到其他的问题。因此他们心中有鬼，所以就要混淆是非，就要倒打一耙，就要给我罗织罪名，就要嫁祸于人，他们所玩弄的，大体就是这么一套东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本庭的职责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刑事犯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本庭不审理各被告人的不属于刑事犯罪的其他问题……”

听到这里，江青真想哈哈大笑。什么“不属于刑事犯罪”，你们所干的这一切才是地地道道的刑事犯罪！本来抓我江某人的理由是说我“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经过我的辩驳，篡改的正是华国锋一伙，他们理亏词穷，就又拿出这一套来诬陷我。你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是以陷害我江某人为目的。这哪里有什么公道？哪里有什么法律？你们专拣一些似乎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来审问，其目的就是想达到推翻毛泽东为标志的中国政权的阴谋。这才是真正的犯罪！试想，假如毛泽东健在，能够允许你们这样干吗？

审判台上，二十五名法官端坐在中央，二十四名检察官坐在旁边，九名律师和三名书记员坐在另一边。他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台下的十名被告，密切观察着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江青瞥了身旁的吴法宪一眼，看到他躬着腰，像个胖大虾似的，两条腿不住地发抖。身后的法警扶着他，就像手里抓着一双老掉毛的鸭子。她鄙视地哼了一声，真想不到林彪为什么看中了这么一个草包司令。

这时，审判台上，江华把《判决书》递给了副庭长伍修权。看来，他有点力不从心了，念字的声音显得有些嘶哑。像一只接不上气来的老公鸡叫似的。伍修权抬起头来扫了一遍台下的各位被告，脸膛绷得紧紧的，像一面怦怦直响的鼓皮。他的声音非常洪亮：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祚、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又使王广恩也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危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江青此时又戴上耳机，仄着脑袋倾听对她的指控。她不时地摇摇头，轻蔑地冷笑着。她想用一句鲁迅的名言来回击一下这次审判。忽然。她才发现，她的对面那个麦克风没有了。原来，今天的宣判是根本不让他们讲话的。这使她感到十分遗憾。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一九七六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二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这些问题是个屁，江青咕嚷了几句。她对这些指控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她早就对检察官说过：“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审查一些干部，我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难道就不可以批评一些同志，一批评就是诬陷？如果他们没有问题，为什么群众对他们不放过？难道是群众也是诬陷？整理他们材料的，有各级的负责机关，我不过是看了材料后的看法，即使有错误，也不能是由我负责，何况还没有什么错误呢？这些屁话一钱不值！”江青嘴里不住地叨咕着。

伍修权的声音再提高了，他下意识地看了江青一眼，和她打了个照面，不由得把速度加快了：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江青使劲地揪下耳机，扔在一旁，满脸的怒气对着法庭的审判台。她此刻根本不想再听其他人的判决，也顾不上过问其他人的状况。她咬牙切齿地很想痛骂法庭一顿，但是此刻实在没有这种机会和条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人，这是从旁听席上看到的。她也在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光盯着自己，江青暗暗地说，这个人，就是王光美，她的十足的仇人。她记起了王光美对她说的一句话，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旬，她进入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时，在瀛台那里碰见的。

王光美说：“江青同志，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过去我对你的批评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消化，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回忆起来，我很后悔，我和少奇同志就在主席身边，按理说，我们更应该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神使鬼差，走上了一条危险的路。现在我们多么想回到毛主席的身边呀。江青同志，你一定要帮助我，我永远要跟着毛主席走……”

当时，她简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完全是一副痛改前非的模样。现在呢？你看她多么得意，仿佛天下已经成了她的了。幸亏刘少奇死了，不然……

轮到宣判十名被告命运的时候了，伍修权又把《判决书》给了江华。江华刚才喝了不少水，嗓子已经滋润得差不多了。他接过那几张份量很重的纸张时，目光有意地扫了江青一眼。江青看得很清楚，她也相应地作好了准备。只等他讲那几句话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响亮的回答。

江华的嗓门不像伍修权那样洪亮，但是他的话语却显得非常清晰。

整个大礼堂里，静得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八百多旁听者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左右环视，注意着江青等人的反映。他们似乎感觉到，在这次审判中，只有这个女人才是唯一的明星。但是，他们谁也猜不准，她在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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